本报记者 于国鹏山东影视剧以其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精良的制作水平，赢得了良好口碑，“鲁剧”也因此成为一张亮闪闪的文化名片。“鲁剧”塑造的众多英雄人物，个性鲜明，独具光彩，令人印象深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掖平认为，山东人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和熏陶，崇礼尚义尤其注重“大义”，儒家文化对“杀身成仁”牺牲精神的推崇，对“正义”“忠义”与“仁义”等人格气节的倡导，对山东人“英雄主义”气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鲁剧”正是紧扣山东人的这种独特气质去塑造英雄人物，因此赋予这些人物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高扬“主旋律”审美大旗李掖平说，“鲁剧”对革命英雄的塑造，往往紧扣红色历史进程，高扬的是革命斗争“主旋律”的审美大旗。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历史上那些耳熟能详的“红色英雄”，几乎都在其中得以再现。如《铁道游击队》中那支以大队长刘洪、副大队长王强、政委李正为代表的特殊抗日武装，截列车、打洋行、毁桥梁、炸铁路，无所不能，杀鬼子、锄汉奸、送干部，英勇机智，令日伪闻风丧胆，唤起了整整一代人忠贞报国的英雄梦想与豪情。《苦菜花》以抗战时期山东昆嵛山区抗日军民与日伪斗争为背景，成功塑造了冯大娘(仁义嫂)这一伟大的革命母亲英雄形象。“站在今天的历史维度上看，这些英雄形象不仅具有文学的审美功能，更具有刻画民族表情、塑造民族人格、展现民族精神图景的深厚文化价值与意义。”李掖平评价，近年来“鲁剧”逐渐改变了“高、大、全”式英雄影像的表达形式，镜头画面更多地转变为平民视角。如《沂蒙》以一种日常化影像方式展现平民抗战英雄，对战争场面，也没有进行革命浪漫主义或者英雄主义的升华。当普通农民拿起农具冲向敌人时，不协调的动作，真实地呈现在画面中。另外，“鲁剧”还特别擅长塑造行走在成长过程中的英雄。如《南下》紧紧扣住革命情怀下的个人命运，成功塑造了一批始终走在路上的“南下干部”，“以成长中的英雄谱系，丰富了剧作沉实厚重的历史蕴含和艺术创新。”“仁义”“忠义”与“侠义”草莽英雄大量存在于侠义传奇题材的“鲁剧”中。李掖平认为，这些草莽英雄的性格，较之传统的爱国之士与民族英雄，身上更多了一些江湖民间的侠义之气，有的甚至是一些匪气，其精神气质并不是与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爱国主义，而是与个体命运紧密相连的“仁义”“忠义”和“侠义”，张扬着惩恶扬善、打抱不平、匡扶正义的大义精神，同样是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仁义”“忠义”和“侠义”，也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如《武松》中的武松，《燕子李三》中燕子门的三个弟子，《白眉大侠》中的徐良一派，《闯关东》中的朱开山，《红高粱》中的余占鳌等等，“与正派英雄的塑造手法不同，‘鲁剧’在草莽英雄的形象塑造上更多地呈现出一种非传统的活泼跳跃的影像风格。”李掖平说，“鲁剧”对于草莽的理解和表达也有其独到之处。草莽英雄可以是跟武松一样的“草寇”，也可以是跟余占鳌一样的“土匪”，尽管存在某种缺点，但绝非粗鲁野蛮毫无自律性的人物。《闯关东》中的朱开山，虽然也是一个闹过义和团的“草莽”之人，却被塑造成一个以仁德服人、正义感十足的英雄，“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统意识在‘鲁剧’艺术创作上的鲜明体现。”侧重表达“坚忍”与“坚韧”李掖平介绍，“鲁剧”中还有一类献身于改革与建设事业中的英雄形象，他们所抗战英雄相比少了些大义凛然，与草莽英雄相比也没有打抱不平的侠义气质，“但他们以坚忍的坚持与坚韧的挺进，坚强行进在推进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漫漫旅程中。”这些人物形象包含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也包括当今社会现实中的党员干部，还包括最普通的平民百姓，如《村主任李四平》中的李四平、《马向阳下乡记》中的马向阳、《老农民》中的牛大胆等。在影像表达方面也有细致思考。对于文化名人类的形象，“鲁剧”多选择中规中矩的传统影像表达方式，在塑造党的基层干部和普通百姓中的改革英雄时，则多采用平拍的小景别镜头。如塑造李四平、马向阳、牛大胆时，更多地用平拍的近景或者特写，去展现日常生活琐事中的人物行为和情感，使这些平民英雄形象呈现得鲜活而立体。李掖平说，“鲁剧”中的抗战英雄形象，是对儒家文化中爱国主义思想精神的升华，而草莽英雄的形象塑造，做到了对儒家文化中的“正义”“忠义”与“仁义”等思想的生动诠释，改革英雄的影像呈现，则向观众传达了儒家文化中仁者爱人、无私奉献、勤奋进取，不畏艰难困苦，为人民谋幸福的精神。